暂时结束了在海外多家高等学府12年的漂游生涯后，汪丁丁于两年前回到北京。不同于久居海外的某些华人似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的匆忙与优越，汪丁丁依旧是满口京韵，喜欢逛书店、品咖啡、想事情。然而，确是有一种不凡体现在他身上，是深邃、是高贵……不太能够说得清楚。
“马克思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批判精神，你也可以说这就是苏格拉底精神。凡是思想者必得具备这一品质，否则他便不够思想者的资格，但是不容易。你想，你要与权、势、名保持一种疏离的状态，否则你就无法思考。还要求家人与你共同承受这个距离，未免残酷。人们说：‘你四处漂流，目标宏伟，你可能什么也找不到。’我回答道：‘我只想证明，一个思想者可以不依靠学术分工而生存’。我承认自己是性情中人，我尊重敢于燃烧激情去思考的人，有如福柯与萨特。”
曾经是数学学者、现在是经济学家、更喜欢被人称为思想者的汪丁丁以这段话作为本次采访的结束语。但对于我、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来说，了解才只是一个开始。
喜欢泡在图书馆里的汪丁丁一有空儿就爱云邀四海宾朋喝啤酒、开Party。80年代中期，他先就读于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之后又念了博士后，此间结识了全美多位最好的导师。全A生汪丁丁根本无需按部就班地捱到毕业，于是从1987年始屡屡环球出差，做的是为中外文化交流穿针引线的事儿。1991年他来到香港，在名重一时的张五常先生麾下任教。在港令汪丁丁声名大振的是他与张五常等就“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学讨论。
在海外工作、游历期间，汪丁丁不拾闲儿地以立意新颖的多篇专论“轰炸”着国内经济理论界。在《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从交易费用到博奕均衡》、《产权博奕》中，他指出“交易费用理论不大适合分析中国目前大范围的全面转型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博奕论观点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时，汪丁丁又藉《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等专论指出了“博奕论基础已发生问题”，喊出了“经济学理性主义已走向终结”的警告。那么如何去克服、超越理性主义在经济学的危机呢？汪丁丁倾向于“引进知识传统”，并为此将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知识”进行哲学的思索与探讨中。知识社会的经济学首先要处理哲学中的“知识论”，汪丁丁的哲学叙谈意在给目前市场经济中的所谓“失范”状况的改变提出参考。其专著《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曾于前年年初连续七周雄踞畅销书榜首。在经济学渐呈显学巅峰的9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却那么执着地钻进“道德哲学”这一冷门话题，其不趋附潮流的学术品格令人喝采。
几个小时的闲谈，汪丁丁兴之所致地聊起了许多插队时的往事：16岁那年，三江平原大会战，再也不想受苦的他带着自绘的地图从查哈洋一路明躲暗藏地逃回北京，数月后又被父亲遣送回去，跌跌撞撞地背着一大包香肠和奶糖在冰天雪地里走着……听到这，不由得遐想：会不会有一天忽然在书摊上发现一本传奇自传《丁丁漂流记》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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